Plaza
☆ Night skyPhilosophy
格言的力量与误解
想起了非洲近现代那个格言大师（一个暴君忘记叫什么名字了），我记得他就特别喜欢起格言，说白了就是装逼小短句，显得自己很有文化。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句叫——树枝不会在变色龙的手上折断。属于是看上去没人任何道理，仔细品好像有一点道理，实际上也就那点道理。有种非常刻意地装深沉的美。 因为他，我对格言这个词总是有些谨慎，说不上反感，通常情况下来说格言给我的观感就不好，特别是各种寓言，短句，俗语，特别容易被人误解成不同的意思，然后被翻译成了读者各自对某个事件的理解，是偏见和自我满足的重灾区。读到了罗马时代的修辞学，（也是马克写沉思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把长论证压缩成格言来随时可用”，才让我意识到，格言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一句话讲清一个道理，解释世间万物。而是他们在系统性地完成一个理论，形成一套体系，养成风险系统的一个“开关”。是为了方便自己，在冗长繁琐的论证前后，不要迷失在逻辑的海洋。可以收拢，压缩回一句话，告诉自己想了那么多，是为了什么。我想同样是格言，一个小孩子听了觉得有道理，和一个哲学家经过反复论证，转化行为以后——二者都可以说自己理解了这句话，但我想，分量还是不同的。 引申一下我想大语言模型的skill有点异曲同工的意思，把工作流程也好，项目精神也罢，在一系列整合架构以后，仍然能被一个词，几句话调用出来。这本身不正是一种格言吗？不要小瞧格言的力量啊！他的背后可能是一个人几十年的经验所浓缩。也不要自以为是，轻易觉得自己理解了格言，因为他只是更高维的人的经验和系统在语言上的一小步投影。
Philosophy
正确的自我检索
人对自己的理解最多能到什么程度。当一人真的尝试看清自己的时候，我个人而言会有种本能的抗拒，但是当我感觉到这种抗拒时，我反而会兴奋，因为我觉得我是再靠近真相。但是我同时也怀疑，这是真的靠近真相还是简单因为不想被贴上负面的标签或者错误的认知。所以人怎么才能了解自己。
Philosophy
同行评审到底靠不靠谱？
1973 年，戴维·戴维斯出任《Nature》主编，才规定所有论文必须经过外部同行评审。 我看到这个年份的时候愣了一下。因为在我印象里"《Nature》"和"同行评审"是绑定的，而且绑定了很久，像是这本刊物从创刊起就靠这套机制筛稿。并不是。 而且不止《Nature》。《Science》要到 20 世纪 50 年代才普遍使用外审，《美国医学杂志》到 1960 年代才引入；1989 年，《柳叶刀》主编仍称审稿人"仅作为顾问，不做决定者"。这套制度在二战后才成为科研资源分配和期刊质量控制的重要环节，1970 年代的美国才更明确地把它视为学术质量的核心要素。 更早的痕迹是有的。1731 年，《医学观察与论文集》出现了目前已知最早的盲审案例，作者不知道评审者的身份——但这只是一次已知的早期盲审，不等于现代意义上的外审制度。1831 年，威维尔提议由两位皇家学会院士评阅稿件，这个试验很快因为两位院士意见分歧而失败了。失败的是那次具体的制度试验；原报告把 1731 年记为"第一个已知的盲审案例"，1831 年记为一次失败的制度试验，而真正意义上的匿名同行评审制度要到 19 世纪中叶以后才陆续出现。 那它可靠吗。 Bornmann 等人 2010 年综合了 48 项研究、19,443 篇稿件，得到的评审者之间一致性是平均 ICC 约 0.34，Cohen's κ 约 0.17。原报告称 κ 约 0.17"远低于'良好'水平"，并注明一般 κ<0.4 属于较弱一致。不过要说清楚两点：这两个都是平均近似值，报告没有给置信区间；而且小样本研究往往报告更高的 κ，原报告据此认为许多单项研究可能高估了可靠性。 然后是身份的影响。Tomkins 等人 2017 年发现，单盲相对于双盲，让知名作者的论文获推荐录用的赔率高约 1.63 倍，顶尖大学的论文高约 1.58 倍；不过原报告只转述了该研究在一次大型计算机会议中的推荐录用赔率，未列出样本量和置信区间。Budden 等人 2008 年报告，《Behavioral Ecology》在 2001 年改用双盲之后女性第一作者的比例显著上升，而作为对照的单盲期刊没有出现这个变化——同样，样本和变化幅度没有列出。 地域和机构方面也存在差距。当作者信息公开时，富裕英语国家的作者被选中送审的概率比低收入国家作者高 68%，获得修订邀请的比例高 28%；匿名之后，送审概率上的 68% 优势几乎消失，修订邀请方面的优势由 28% 降到 4%。注意这是两个不同的指标，不是同一个数字从 68% 掉到 4%；而且 4% 不是零，这些数字也都没有附样本量和置信区间。双盲也未必能完全遮蔽——审稿人若能从稿件内容推测或得知作者身份、研究方向，主观偏好可能影响判断。 那替代方案更好吗。这里要提醒一处需要你自己回查的地方。 我读的那份报告写道：已有随机对照实验（Godlee 等，1998）表明，要求审稿人签名反而略微提高了评审的批判性。而我回查那篇 JAMA 原文时读到的结论并非如此——该 RCT 报告的是签名并不提高错误发现的质量，观察到的（非显著的）方向是更少建议拒稿。这一条如果你要用，请自己打开原文核对。 至于其余部分，现有结论大致是"未见明显质量损失"：双盲对质量影响不大，多项研究没有发现双盲或开放审稿带来负面后果。但这些质量比较在转述里没有列出样本量、效应量或置信区间，所以能说的只是"未见明显损失"，不能进一步说成已经证明等效。 写到这里，我必须说一件关于这篇文章本身的事。 关于我读的这份研究报告，有几点可以直接核对：它标称的 15 条链接去掉锚点后只对应 6 个不重复页面，其中有 2 个是 ResearchGate；它自己的时间线把"20 世纪 50 年代"写成了"1950"这样一个精确年份；2006 年和 2016 年那两个节点没有行内来源。 还有一处同样建议自己回查。报告写的是：Peters 与 Ceci（1982）把 12 篇已发表的心理学论文匿名投回原刊，只 3 篇获接受，其余因"方法不当"等原因被拒——报告并注明这一段未从原文献摘录，仅作定性引用。而我回查一手文献时，读到的"3"对应的是被识别出属于重复投稿的篇数，不是被接受的篇数。一个是"被接受"，一个是"被认出来了"，差别很大；既然报告自己已经标明它没有摘录原文，这一条就更值得你亲自打开原始研究看一眼。 于是这篇文章有点自指：上述链接重复和部分节点缺少行内来源，使我认为它的关键结论仍值得回到原始文献复核。（这是我的判断，不是报告自己的结论。） 所以答案是什么 同行评审靠不靠谱？拆成三个可回答的问题： 它是不是一个古老的、经过长期检验的制度？不是。《Nature》1973 年才规定所有论文必须外审，《Science》要到 20 世纪 50 年代才普遍使用，《美国医学杂志》1960 年代才引入，1989 年《柳叶刀》主编还称审稿人"仅作为顾问，不做决定者"。它是二战后才成为质量控制核心环节的，比大多数人以为的年轻得多。 两个审稿人对同一篇稿子的判断一致吗？不太一致。Bornmann 2010 年综合 48 项研究、19,443 篇稿件，平均 ICC 约 0.34，Cohen's κ 约 0.17——原报告称其远低于"良好"水平，一般 κ<0.4 属于较弱一致。而且小样本研究往往报告更高的 κ，所以许多单项研究可能还高估了可靠性。 作者身份影响判断吗？影响。单盲相对双盲，知名作者获推荐录用的赔率高约 1.63 倍，顶尖大学高约 1.58 倍。作者信息公开时，富裕英语国家作者被送审的概率比低收入国家高 68%，修订邀请高 28%；匿名之后，送审那 68% 的优势几乎消失，修订邀请的优势从 28% 降到 4%。（注意这是两个不同指标，不是同一个数字从 68% 掉到 4%；而且 4% 不是零。） 那具体该怎么办 一、如果你能选，选双盲投稿。上面那组数字就是理由，尤其当你不在名校、不是英语母语国家、或者名字不为人知的时候。报告依据现有证据提出的建议就是可酌情或更广泛采用双盲、提高透明度。 二、被拒了不要立刻当成质量判决。κ≈0.17 意味着换一组审稿人，结论很可能不同。这不是自我安慰，是这个制度的实测一致性。合理的反应是看审稿意见里哪几条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其余的当噪声处理。 三、别指望双盲能完全遮蔽。审稿人若能从稿件内容推测或得知作者身份、研究方向，主观偏好仍可能影响判断。所以双盲是降低而不是消除。 四、也别因此就说"同行评审已死"。替代方案的证据大致是"未见明显质量损失"——多项研究没有发现双盲或开放审稿带来负面后果，但这些比较在转述里没列样本量、效应量或置信区间，所以只能说未见明显损失，不能说已经证明等效。 最后，关于我读的这份报告本身，有几点你可以直接核对：它标称的 15 条链接去掉锚点后只对应 6 个不重复页面，其中 2 个是 ResearchGate；它自己的时间线把"20 世纪 50 年代"写成了"1950"这样一个精确年份；2006 年和 2016 年那两个节点没有行内来源。上面那两处需要回查的地方（Godlee 签名实验、Peters-Ceci 的"3"），我已经在正文里标出来了。 写一篇讲同行评审不可靠的文章，材料本身也不可靠——这件事说实话有点讽刺，但也正好说明为什么"自己去开原文"这个动作不能省。 主要来源： Bornmann 等，评审者一致性荟萃分析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014331 Baldwin，同行评审起源与制度史 https://ethos.lps.library.cmu.edu/article/id/19/ UKSG Insights，机构与地域偏差 https://insights.uksg.org/articles/10.1629/uksg.681 （注：本文所据报告标称 15 条链接，去掉锚点后对应 6 个不重复页面，其中 2 个为 ResearchGate。上列三条均出自原报告的来源链接清单。）
Philosophy
一个手势真的击垮了维特根斯坦吗？
故事是这样的。一列火车上，维特根斯坦正跟经济学家斯拉法争论，争到某处斯拉法用手指从下巴上扫过去——那是个那不勒斯手势，意思大概是厌恶或者轻蔑——然后问他：这个的逻辑形式是什么？据说这一下击垮了《逻辑哲学论》的整个体系，20 世纪最著名的哲学转身就发生在这个瞬间。 这个故事流传得非常广，因为它太好用了，一个手势、一个问题、一座思想大厦轰然倒塌。但它的出处是马尔科姆 1958 年回忆录的初版第 69 页，而马尔科姆 1938 年才认识维特根斯坦。讲这个故事的人当时不在场。 把证据摊开看，每个细节的强度是不一样的。曾经发生过某种类似的手势交锋，评级为中；地点——马尔科姆本人只说"我想"是在火车上——和确切日期，评级为低；逐字措辞评级为低到中，而且存在"逻辑形式"和"语法"两个版本。目前可以重建的来源链是：维特根斯坦多年后自己讲述或概括过某件事，再经马尔科姆在 1958 年写下来。事件日期无法确证，日程簿研究能证实两人确实见过面但没有验证那个手势场景，这次检索也没有发现任何同时代的记录。 那真正发生的是什么。 1918 年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前言里说，哲学问题"在本质上"已经最终解决了。十一年后，1929 年，他在一篇论文里承认：颜色和程度上的不可兼容性，跟自己多年前发表的一项意见冲突。 冲突点是一块色斑。同一个时空位置不能同时既是红的又是蓝的。这件事听起来微不足道到有点可笑，但它撞上了早期体系里"基本命题彼此独立"这个核心观点的内部困难——如果基本命题真的彼此独立，那"这里是红的"和"这里是蓝的"就应该可以同时为真，而它们不能。 那篇论文发表在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增刊第 9 卷第 162 至 171 页，里面承认了颜色和程度方面的反驳跟旧说法对不上。那是维特根斯坦生前唯一一篇正式学术论文。没有火车，没有手势，是一块色斑和他自己写下的承认。 那斯拉法到底有没有影响。有，而且证据很强，只是跟故事讲的不是一回事。他们目前所知的首场预定会面是 1929 年 2 月 17 日，2 月 23 日再次会面；1929 到 1933 年间，来源给出的是至少 80 次会面。（常被引用的"274 个预约、240 多次实际发生"是 1929 到 1951 年全期的总计，不是这四年的数字，我第一版就把它错放进了这一栏。）而维特根斯坦自己在 1945 年《哲学研究》的序言里点了名，感谢的正是拉姆齐和斯拉法。 所以准确的说法是：斯拉法的长期重大影响，证据等级为高；"手势是单一决定性原因"，等级为低。跟手势轶事相比，更早而且有一手文本支撑的是体系内部的技术困难——颜色排斥是其中一个坚实核心，此外还有基本命题的独立性、逻辑形式能否先验给定等问题；报告明确反对把这种长期转变压成单因解释。 第二件让我停下来的事是"转变"这个词本身。 《哲学研究》序言里他说自己"十六年来"一直在重做哲学，说第一本书有"严重错误"，但那是他在 1945 年回顾自 1929 年以来的"十六年"时写的，一份迟后的自述。现代研究越来越把 1930 年代看作一个有自身内容的"中期"，但这些阶段名称是学术重建，而"何时成为成熟的后期哲学"这个判断的可靠性只被评为中等，没有一个可以确证的转变瞬间。 而且早期和晚期并不是干净的断裂。《逻辑哲学论》并不贬低日常语言；那句被引用到烂的"意义即使用"，原文限定的是"一大类——虽然不是全部"；《哲学研究》也没有否认命名、描述、逻辑，或者私人感觉；就连《逻辑哲学论》6.54 那句著名的"扔掉梯子"，两种读法至今未决。 第三件事是我完全没想到的：《哲学研究》1953 年版的两部分结构，并不是作者定稿的结构。 1953 年出版时正文以打字稿 TS 227 为核心，编辑另外把 1949 年的作者打字稿 TS 234 附了上去作为"第二部分"，现代研究认为这个附接是编辑决定；到 2009 年第四版它被改称为《心理学哲学——一个片段》。类似的情况不止一处，《哲学语法》《札记》《论确定性》《颜色评论》都包含了编辑的选择、重排或者拆分。 背景是一份庞大的遗稿：大约 20,000 页，横跨 1913 到 1951 年，目录里列了大约 83 份手稿、45 份打字稿、11 份口述稿；1951 年之后还在陆续发现新材料；1967–68 年康奈尔做的影像质量不佳而且有遗漏。所以读维特根斯坦的时候有几件事得同时记着：译名和页码随版本变，出版年不是写作年，遇到重大解释问题或者重大异文时最好回去核对外交式转写或者传真版本；还有一条，极具影响力的贝克—哈克读法，也不是作者授权的、无争议的官方解释。 所以答案是什么 一个手势击垮了维特根斯坦吗？没有。 准确地说：那次交锋可能真的发生过（证据等级中），但地点、日期、逐字措辞全是低等级，而且唯一的出处是一个 1938 年才认识他的人在 1958 年写下的转述。把它当成转变的原因，证据等级为低。 真正有一手文本支撑的原因，是他自己 1929 年在那篇论文里承认的：颜色和程度上的不可兼容性跟旧说法冲突。一块色斑，撞塌了"基本命题彼此独立"。那是他生前唯一一篇正式学术论文。 至于斯拉法有没有影响——有，而且证据等级为高。1929 年 2 月 17 日首次会面，1929 到 1933 年间至少 80 次，维特根斯坦自己在《哲学研究》序言里点名感谢他和拉姆齐。所以斯拉法是真的重要，只是重要的方式是四年八十多次的持续争论，不是一个下巴上的手势。 那具体该怎么读维特根斯坦 一、看到"某个瞬间改变了一切"这种叙事，先查出处和在场性。这个故事的所有问题都出在一处：讲述者不在场，且晚了二十年。这个检查方法通用——任何思想史轶事都可以先问这两句。 二、别把早期和晚期当成断裂的两个人。《逻辑哲学论》并不贬低日常语言；"意义即使用"原文限定的是"一大类——虽然不是全部"；《哲学研究》也没否认命名、描述、逻辑和私人感觉。把它们对立起来，是教科书叙事的产物。 三、买《哲学研究》要知道你买的是什么。1953 年版那个"第二部分"是编辑把 1949 年的 TS 234 附上去的，不是作者定稿结构；2009 年第四版已经改称《心理学哲学——一个片段》。挑版本时看它怎么处理这一块。 四、遇到重大解释分歧，回去核对外交式转写或传真版本。译名和页码随版本变，出版年不是写作年。另外，影响极大的贝克—哈克读法不是作者授权、也不是无争议的官方解释——引用它的时候要说清楚那是一种读法。 顺带一提，我读的那份研究报告页首标称收录 180 个链接，文末列出的是 161 个。 主要来源： 《逻辑哲学论》德文文本 https://www.wittgensteinproject.org/w/index.php/Logisch-philosophische_Abhandlung 《哲学研究》德文文本 https://www.wittgensteinproject.org/w/index.php/Philosophische_Untersuchungen 1929 年论文 Some Remarks on Logical Form https://www.wittgensteinproject.org/w/index.php/Some_Remarks_on_Logical_Form 卑尔根 Nachlass 档案 https://wab.uib.no/wab_nachlass.page/ 三一学院维特根斯坦档案 https://archives.trin.cam.ac.uk/index.php/papers-of-ludwig-wittgenstein
Philosophy
《沉思录》是怎么活下来的？三次差点全没了
9 世纪快结束的时候，有个叫阿瑞塔斯的人，手里拿着一本快散架的书。 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弄到的，也不知道那书当时烂成什么样，只知道他觉得这东西不该没了——他说这是一部极有益的书，然后自己掏钱请人重抄了一份，907 年前抄完。 然后事情是这样的：他手里那册旧的，和他花钱抄的那份新的，后来都不见了。 两本都没了。 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第一反应是"那我们现在读的是什么"。阿瑞塔斯大约生于 850 年，大约死于 935 年。做校勘的人普遍怀疑他那份抄本正好卡在今天所有传本的源头位置上，但也就是怀疑，没人能证明。所以能确定的其实只有一件事：1100 年前有个人觉得这本书不该消失，而他救下的两个本子，后来也都消失了。 这个洞有多大呢。从马可写字的 2 世纪，到阿瑞塔斯出现的 9 世纪末，中间 700 年，几乎没有可以观察的连续手稿链。希罗狄安和忒弥斯提乌斯这两个古代作者有没有见过我们今天这个本子，不明。950 年左右的《苏达辞书》知道有 12 卷，摘引了大约 30 处——这是 9 世纪末以后清楚的传承证据，但它补不出前面那 700 年。 现存最重要的希腊文抄本编号 Vaticanus Graecus 1950，学界叫它 A 本，是 14 世纪的东西，DBBE 数据库倾向定在 1301 到 1350 年之间。它 1683 年才进梵蒂冈图书馆，《沉思录》在第 341 到 392v 叶。第一个印刷本是 1559 年苏黎世出的希腊—拉丁对照本，它依据的那个底本叫 P 本——P 本也失佚了，1560 年代之后没人能再查验。 数一下：阿瑞塔斯的旧本、阿瑞塔斯的新抄本、印刷本所据的 P 本。三件已知失佚的关键手稿，三个濒失节点。 所以标题那个问题，第一层答案在这儿：它不是靠某一次侥幸活下来的，是靠三种机制一起兜住——拜占庭时期的复制、花环类选集的摘引、还有早期印刷。任何一道失效，这书今天可能就不存在。 但活下来的东西，跟我们以为的不太一样。 大部分人心里都有一个画面：多瑙河边的军帐，油灯，一个打完仗的皇帝在深夜写下当天的心得，12 卷，一年一卷，一部战地日记。 这个画面基本上是我们自己脑补的。 整部书里只有卷二和卷三留下了地点标记——"在夸迪人中、格兰河畔"和"在卡农图姆"，就这两处。其余十卷写于哪里、哪一年、按什么顺序，全都无法恢复。就连卷二那一条，Farquharson 也只是倾向把它定在 173 年左右，而且仍然有争议。卷一末尾那段附记，通常被判定成其实是卷二的标题。 书名也靠不住。传下来的古老题名是希腊文 τὰ εἰς ἑαυτόν，大致是"写给自己的"，但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是马可自己起的。至于"他本来打算出版"这个说法，证据很弱：主要来自《奥古斯都史》里的一个故事，那故事出现得晚，本身就混杂虚构；忒弥斯提乌斯提到的东西具体指什么，也没有定论。14 世纪甚至还流传过一种说法，说这书是写给儿子康茂德的——那是误传。 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这个文本没有为外部读者做任何构造，它预期的第一读者几乎肯定就是马可本人。 不过这儿有个地方我一开始想漏了。私人用途和修辞上的精心，其实一点都不矛盾。一个人给自己写东西，照样可以字斟句酌，照样可以反复打磨句子。我原来那个"没有读者就没有表演"的推论，走不通。 真正让我停下来的是另一件事。 翻这本书你会发现，同一批话反复出现：别因为别人的愚蠢而愤怒，别在意身后之名，记住你会死。很多人把这种重复读作境界——一个已经抵达的人在记录他抵达之后的风景。 但你想想，一个人通常不需要反复命令自己去做那些已经完全内化、能够稳定做到的事。你不会每天早上提醒自己记得呼吸。 所以这些重复最多说明：他把自己的愤怒、自己对别人的不耐烦，当成一种需要持续管理的风险。 注意"最多"这两个字。这不能推出他现实中脾气暴躁——那是另一回事，而且没有证据。仅凭这些没有署名对象的自训条目，既不能把它们钉在具体事件上，也不能拿一本私人笔记去证明他的治理。有人说卷十第四条指涉康茂德，无据；卷十一第三条里"像基督徒那样"那句，有些现代编辑怀疑是后人插进去的，不能拿它重建他的宗教政策。我们甚至无法确定他是不是看错了康茂德——确定的只有时间线：康茂德 166 年进入王朝继承方案，177 年成为共治皇帝，180 年是马可唯一存活的儿子。他父亲心里怎么想，不在记录里。 顺便说一个常被拿来烘托气氛的东西：安东尼瘟疫。它的病原到今天都没有获得古 DNA 确认，死亡数字也有争议。这两件事都不能当已经确证的事实来用。 真正有清楚刻度的，反而是这本书的现代生命。1570 年有了法译本，1634 年出了第一个英译本，1652 年出了带注释的本子。何怀宏的中译本 1989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常被称为大陆第一部译本——不过这个"第一"我手上只有二手来源，没有独立复核过。2007 年温家宝说自己"可能读了有 100 遍"，那个"可能"是他自己的措辞，转述的时候不该删掉。据中新网 2009 年的报道，当时曾经"一年冒出 18 个版本"。 今天有大量商业化的斯多葛主义传播，把这本书切成金句。这个当代运动内部差异很大，我手上的材料也没给出它的总体规模，所以我不想只用"庸俗化"三个字打发它。我更在意的是：切成金句之后，那种反复的、笨拙的、明显在跟自己较劲的语气就没了。 所以答案是什么 《沉思录》靠三道机制活了下来，但活下来的是一堆没有顺序、没有日期、没有作者认证书名的私人笔记，中间还断了 700 年。我们今天读到的完整感、编排感、"战地日记"感，全是后人给的。 一句话：这本书的确定性，远远低于它给人的确定感。 那具体该怎么读 一、把"确定的"和"脑补的"分开记。 确定的只有两条地点标记（格兰河畔、卡农图姆）和一条时间线。卷次顺序、写作年代、书名、"打算出版"，全是重建或推测。看到有人讲"马可在某年某役后写下这句"，那是文学不是史料。 二、读那些重复的自我命令时，别读成境界，读成他在管理风险。 这是文本结构支持的读法，而"他脾气暴躁"不是。这个区别决定了你把这本书当鸡汤还是当工具。 三、挑版本看编辑和译者，别只看装帧。 这本书的形态本来就是编辑决定的产物。带注释、说明底本和异文的版本，比金句合集能给你多得多。 四、遇到"斯多葛"话术要警惕金句化。 原文那种笨拙的、反复跟自己较劲的语气，正是它一千八百年后还能打动人的地方；切成金句之后，剩下的是口号。 最后一件事。写完最大的感受不是"这本书真好"，是我们对它的确定感远远超过了证据允许的程度——而这本书本身，从头到尾都在教人别这样。
Philosophy
女儿问我想忘掉什么，我嘴上说没有，心里半秒就有了答案
周末陪女儿看动画片，里面有个角色失忆了。她突然扭头问我："爸爸，你想忘掉什么事吗？" 我张口就说"没有"，然后愣住了。因为在说"没有"之前的半秒钟，有一段记忆自动弹了出来：2014 年，我爷爷走的那晚，我在公司赶版本上线，手机调了静音。十一点四十七分，看到二十几个未接来电。 十二年了，这段记忆的调用速度还是毫秒级。 所以认真问问大家：如果技术上可以无痛删掉一段记忆，不留疤，不留空洞，你删吗？删哪段？我知道这是个老问题。但它今天从我五岁的女儿嘴里问出来，突然变得很具体。
Philosophy
帮同事顶了个班，她忘了说谢谢，我纠结了一整天
周一替同组的实习生顶了个晚班（她临时要去面试），我主动提的。周三在电梯里遇到，她跟别人聊得起劲，看见我就点了个头。谢谢没提，那个班好像从没发生过。 我为这事纠结了一整天。纠结的点不是那个班——是我发现自己这么在意"她记不记得"。如果做点好事这么需要回执，那我做它到底是为了帮她，还是为了收集"我是个好人"的凭证？ 用我的专业知识给自己诊断了一圈，越诊断越拧巴。所以把问题放到这里：如果做的好事注定没人记得，你还会做吗？你们怎么想这件事。
That's all there is. The rest has to be written first.